證券時報記者 秦燕玲

日前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次將擴大內需擺在全年各項經濟工作任務的首位，這是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增強民生福祉，以及化解外部沖擊和外需下降影響的題中應有之義。其中，提振消費尤其是提振居民消費又是擴大內需的當務之急。

應當說，一段時間以來消費品以舊換新政策的加力擴圍、中央財政加大民生領域投入力度、強化財政金融聯動推出貸款貼息政策等，都為提振居民消費帶來了堅實助力。

但從根本上看，要增強消費的內生動力，需持續推動居民收入增長，夯實消費能力、穩固消費信心。這也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制定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備受關注的原因。

就業是民生之本，就業穩、收入才能穩。在居民收入構成中，工資性收入占比最高。因此，無論往年重點面向中低收入群體增收減負，還是明年覆蓋更廣人群的“增收”計劃，就業都是貫穿始終的關鍵因素。在穩定現有崗位的基礎上，政策應向吸納就業能力更強的服務業傾斜，取消一些不必要的門檻和準入限制，在激發企業活力基礎上實現就業的擴容提質。同時，仍要持續加大人力資本投入，包括增加學前教育領域的公共投資、更加向低收入人群傾斜教育投資、建立勞動力終身學習培訓制度等，提高居民勞動技能，進而使其有能力尋求和匹配更高工資的崗位。此外，目前各地已在推動落地的穩步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等，也有利于保障居民收入尤其是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加。

另一方面，居民財產性收入對于消費的拉動能力遠高于其他收入類型，因此，鼓勵上市公司適度提高現金分紅比例、為資本市場形成長期“慢牛”格局營造良好環境等，也是促進居民增收從而提振消費的重要方向。

當然，收入增長并不必然帶來消費支出的增加。如果那些本應由政府部門提供的公共品存在缺位或不足，那么居民可支配用于消費的收入就會被過度的“未雨綢繆”所侵占。這就需要通過再分配來調節。

一般而言，改善收入分配的手段既包括通過稅收制度調節，也包括通過轉移支付來完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體系，從而縮小全體人民的生活品質差異。

經濟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蔡昉曾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官方數據計算其中23個國家的算術平均值，結論顯示2018年轉移支付降低收入差距的效果，大約是稅收效果的3.5倍。也就是說，從完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體系的角度出發，更能實現收入分配調節的目標。

更具體看，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無論哪一項有了更充實的保障，都能極大程度支撐居民消費信心，從而增強消費意愿。

今年已提出多項直達居民的普惠政策舉措，如為3歲以下兒童提供每年3600元現金補貼、自今年秋季學期開始免除公辦幼兒園學前一年在園兒童保育教育費、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發放養老服務消費補貼等。未來需要政府資金在這方面繼續加大力度，讓宏觀經濟增長的溫度能更直接地轉化為消費者的獲得感。

在眾多基本公共服務中，社會保障體系尤其是養老金體系仍存在不少的短板弱項，還需要通過進一步改革逐步縮小職工與居民、城市與農村的籌資和保障待遇差距，從而增強社會保障的“收入分配調節器”功能。“十五五”規劃建議在這方面也給出了中期發展的政策引領，如優化藥品集采、醫保支付和結余資金使用政策，提高靈活就業人員、農民工、新就業形態人員參保率，繼續劃轉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等。

從宏觀經濟視角談論消費時，總是很容易將其作為手段和工具，這當然是分析宏觀問題、統籌全局需要進行的必要抽象過程。但與此同時，對廣大居民而言，消費是衣食住行，是一場期待已久的演唱會，是一次提升技能的培訓課，是切身體會和最終目的。從這個角度看，外界對于“制定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的期待，其實也是對更長遠時期內對“投資于人”、對人的全面發展、對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