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觀上的嚴重欠賬，疊加走向擴張的戰略圖謀，使得日本自衛隊對地區和平與穩定構成了嚴重威脅

近日，日本與美國、菲律賓等國“盾牌”聯合軍事演習引發高度關注。二戰結束以來，這是日本作戰人員首次踏上菲律賓本土，日本陸上自衛隊首次派出約420人的部隊正式、全面參演。借“多邊合作”之名，實質性擴大活動空間，日本自衛隊正褪去“專守防衛”外衣，加速向進攻型武裝力量危險轉向。

今年3月，高市早苗政權剛剛對自衛隊實施了一系列帶有明顯“進攻化”特征的改組，“再軍事化”野心昭然若揭。在這場被日本媒體稱為“史上最大規模”的重組中，海上自衛隊廢除了延續60余年的護衛艦隊編制，新設集中統一指揮水面艦艇的“水上艦隊”，成立具有明顯進攻屬性的“兩棲戰與水雷戰群”。陸上自衛隊成立情報部隊，航空自衛隊擬在2026財年底更名為“航空宇宙自衛隊”。日本防衛省還在熊本縣和靜岡縣正式部署了具備“對敵基地攻擊能力”的遠程導彈。伴隨著編制改組，“戰”與“作戰”等字樣頻現。日本前航空自衛官小西誠表示，當前日本的防衛工作從制度、預算和實際部署方面均出現較大動作，已偏離“專守防衛”原則，正在走向“可實戰”的軍事體系。

自衛隊轉向“進攻化”，意味著日本“和平憲法”正面臨脫軌危機。1946年頒布的《日本國憲法》明文規定：“日本國民衷心謀求基于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為達到前項目的，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然而，長期以來，日本右翼將這一規定視為眼中釘，從未放棄重新武裝的野心，處心積慮為自衛隊“松綁”，并賦予進攻能力。他們以所謂“解釋”憲法之名，采取“切香腸”戰術，不斷蠶食憲法紅線。防衛費屢創新高，借維和及反恐等法案實現海外派兵并獲取戰時特權，廢除旨在防范軍隊暴走的“文官統領”制度……日本一步步實質性掏空“專守防衛”的憲法根基。如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更是明目張膽謀求將自衛隊寫入憲法，希望通過修憲將自衛隊定位為“有實力的組織”。

近年來，自衛隊內部的右傾化現象令人觸目驚心。防衛大學存在集體參拜供奉甲級戰犯、臭名昭著的靖國神社的“慣例”，退役自衛隊將領竟出任靖國神社宮司，包裝成專家學者的右翼分子在自衛隊教育系統公然開設“歷史觀、國家觀”講座，自衛隊內部培訓教材中更是充斥著歪曲、美化二戰侵略歷史的毒素。不久前，甚至發生了現役自衛隊官員受極端思想影響、持刀非法闖入中國駐日本使館的惡性事件。日本自衛隊不斷加快“進攻化”步伐，其背景是戰后日本始終未對歷史罪責進行清算，同時日本政府刻意擱置侵略歷史，放縱歷史修正主義在自衛隊內潛滋暗長。歷史觀上的嚴重欠賬，疊加走向擴張的戰略圖謀，使得日本自衛隊對地區和平與穩定構成了嚴重威脅。

日本自衛隊的異動，是對戰后“和平國家”理念的背離，其本質是“新型軍國主義”的妄動。戰后一段時期，基于對軍國主義“失控”的慘痛歷史省思，日本社會對“內部威脅”保持較高警惕，形成了一種強調“法無授權不可為”及“文官統領”制度的自我約束式防衛安全觀。然而，在日本右翼的推動下，日本國家安全的“威脅指向”逐步由內部轉向外部。右翼政客大肆炒作“周邊事態”“鄰國威脅”，甚至企圖將臺灣問題與日本“存亡危機事態”捆綁。種種妄動徹底撕下了所謂“積極和平主義”偽裝，將防衛政策的重心完全轉向外向型的武力威懾與陣營對抗。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投降之際，日本學者高見順在日記中寫道：“之前可怕的軍部的力量是左右一切的，一個真正健康的民主社會會出現在日本嗎？會成為現實嗎？這恐怕還只是一種幻想吧。”

歷史的叩問言猶在耳，現實的走向令人深感憂慮。針對日本黷武冒險的種種躁動，地區國家和國際社會必須保持高度警惕，決不能任由“新型軍國主義”再次將地區和平推向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