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首爾大學經濟學教授李根是國際公認的追趕經濟學領域的權威學者,尤其在后發經濟體如何實現技術跨越、產業升級與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方面，他做出了系統性、開創性的理論貢獻。《經濟追趕的藝術：創新體系中的障礙、迂回與跨越》（中文版由北京大學出版社2025年出版）是李根教授撰寫的一部關于經濟追趕的力作。發展中經濟體如何實現經濟追趕，這是經濟學中最為重要同時也最缺乏答案的核心問題之一，對此問題，李根教授在書中做了不少有價值的探討。不過，他認為，后發地區應該在發展初期積極參與全球價值鏈，以促進學習和能力建設，在達到中等收入階段需要脫離發達經濟體主導的全球價值鏈，尋求獨立建立本土價值鏈，之后再重新融入全球價值鏈。筆者認為這個觀點值得商榷。

李根在書中提出，后發經濟體應該“先加大，后減小，再加大全球供應鏈參與度”，這個建議可能過于理想化。據筆者觀察，后發經濟體在產業升級過程中確實出現了本土附加值上升和國外附加值階段性下降的情況，但這更接近結果本身而非后發經濟體的主動選擇。即便如此，后發經濟體中的優秀代表仍沒有完全脫離全球價值鏈，而是緊盯國外龍頭企業，在成功實現趕超之后，重新奪取了前者的部分市場份額。

深圳從漁村到國際創新大都會的演變發展過程，為不發達經濟體通過切入國際價值鏈，不斷提升企業能力與產業在價值鏈位置，成功實現趕超階段性目標，樹立了一個可復制的樣本。

我們可以把深圳產業升級過程分為三大階段：第一階段是從1980年開始的學習與能力構建階段，第二階段是從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的模仿創新階段，第三階段是從2012年至今“深圳創造”與自主創新階段。這三個階段無法截然分開，而是相互疊加的，在不同的行業仍存在處于這三個追趕階段的各類企業群。

深圳的經濟趕超走的是一條“階段演進+制度牽引+集群配套+全球鏈接”的復合路徑，把最初的加工貿易優勢一步步升級為原始創新優勢，完成了從邊陲漁村到全球科技創新高地的歷史性跨越。這不僅是市場機制的成功，政府也發揮了“有所為”的關鍵作用。市政府提前規劃，有步驟地落實了企業研發中心補貼、研發加計扣除、高企所得稅優惠、土地定向供給、人才落戶與補貼等組合拳，持續降低企業創新成本。2001年起，深圳系統布局高新園區、專業孵化器、特色小鎮，打造“1小時產業圈”，助推電子信息、新能源、半導體、生物醫藥等高新產業形成“設計—制造—封測—整機—市場”全鏈生態，企業可在60分鐘車程內完成80%以上配套。

深圳是全國最早啟動服務型政府建設的城市，約束政府機構“有所不為”，精簡和重組機構職能，提高為企業服務效率，引進全球人才和公共研究、測試平臺，不斷改善營商環境。通過市、區、街道三級工業園區打造企業服務網絡，通過“政府搭生態”＋“企業做主角”，把資金、人才、標準、渠道、服務、公共實驗室等做成“即插即用”的接口，企業只需專注技術迭代與市場開拓。政府通過“工業上樓”把 3C電子、醫療器械等輕量級產線直接搬到寫字樓高層，實現“上下樓就是上下游”，工業大廈即成“全球產業鏈節點”。在深圳，不少中小企業做到了任何創新想法1小時找到配套，海外任何市場變化在24小時內進行反饋。

深圳從早期承接港臺地區產業外溢，到加入WTO后深度嵌入全球價值鏈，再到“雙向投資”與跨國并購，始終都沒有脫離國際市場、資本和技術。華為、大疆等通過海外研發中心和全球銷售網絡反向整合高端資源，成為鏈主企業，周邊吸附上千家核心配套廠，共同完成了對國際先進技術的學習、元器件進口替代和新技術協同研發。龍頭企業將內部標準、技術訣竅拆解輸出給供應鏈上和合作的中小企業，形成“標準—專利—產品”同步迭代的知識外溢，涌現了大批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僅2024年就與龍頭企業簽訂技術協同協議500余項，形成類似樹木“主干—側枝—苗木”自我繁衍生態。

深圳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坐標可以用“兩條曲線、三個拐點”來概括：一條是“分工地位曲線”，從低端裝配、規模制造到價值引領；一條是“本地產業增值占比曲線”，從幾乎100%外來增值、本地增值過半，最終發展到向全球價值鏈輸出標準與知識。

在過去20多年里，深圳在全球價值鏈的參與度確曾經歷一次明顯“下跌—再回升”的波動，這一波動主要源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和成本沖擊，當時本地企業被迫削減進口料件、轉向國產替代。與此同時，政府果斷推動新舊產業“騰籠換鳥”。2013年起，深圳憑借智能手機、通信設備、消費級無人機三大品類，以及技術替代、品牌出海和標準輸出，2017年全球價值鏈參與度創出新高。此后受中美關稅戰與新冠雙重打擊，深圳再次面臨挑戰，但憑借5G基站、新能源、醫療器械等新賽道，重新進入“占比升高”階段。深圳產業轉型案例為發展經濟學、轉型經濟學、追趕經濟學提供了生動樣本，也為區域產業升級提供了寶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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