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12個月中，美元指數表現出了顯著的波動性，在110.01的高點與95.44的低點之間劇烈震蕩。進入2026年3月，隨著國際地緣政治沖突加劇，美元作為避險資產迅速反彈約3%，重新突破100關口。

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中，中企出海步伐并未減速。商務部數據顯示，2025年，我國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已達1456.6億美元，較上年增長1.3%。其中，對非洲、歐洲的投資分別實現了41%和20.9%的高速增長。這種“實體資產”的大規模出海，也對企業在不同法域、不同幣種環境下的風險管控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面對波動的匯率和復雜的外貿環境，中企出海應如何抵御風險？

英國跨境支付公司Ebury中國區業務總監葉青青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盡管市場對匯率管理的重視程度逐年提高，但目前中小型企業仍普遍傾向于采用現匯交易。它們通常會在外幣定價中預留一定的溢價空間，通過這種相對傳統的方式來吸收不確定性成本。但隨著匯率進入寬幅震蕩期，僅靠定價緩沖已難以完全覆蓋風險，更靈活的金融對沖工具正加速進入出海企業的視野。

跨境支付使用人民幣的意愿提升

近年來，人民幣國際化穩步推進，人民幣已成為我國對外收支第一大結算貨幣、全球第二大貿易融資貨幣。央行數據顯示，2025年人民幣跨境收付金額達70.6萬億元。境外主體持有和使用人民幣的意愿不斷提升，使得離岸市場對人民幣流動性的需求明顯增強。

截至2025年末，中國人民銀行已與32個國家和地區的央行及貨幣當局簽署雙邊本幣互換協議，總規模超4.5萬億元人民幣；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已有193家直接參與者、1573家間接參與者，業務觸達190個國家和地區的5000余家法人機構。

葉青青從微觀實操層面觀察到，在西方買家與中國賣家兩端，去美元化、提倡人民幣結算的趨勢正深入日常貿易。她分析稱，以往當歐洲客戶提出人民幣結算時，中國供應商往往潛意識里認為對方在國內設有賬戶，試圖將其轉為“內貿”處理，進而擔憂無法辦理出口退稅，或因買方信息不一致產生代付風險。但現在，供應商已逐漸走出“外貿用美元，內貿用人民幣”的傳統固有思維，認清了跨境人民幣結算在退稅與合規上的可行性。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相關政策問題解答》，無論企業采取“先貨后款”還是“先款后貨”的模式，只要堅持“人民幣計價、人民幣報關、人民幣結算”的原則，即可順利辦理退稅。

同時，匯率波動的劇烈程度也倒逼了思維轉型。葉青青稱：“過去十年，美元兌人民幣的波動率超過15%，尤其是近十二個月，受特朗普政策等多重因素影響，美元對歐元、人民幣等主流貨幣大幅波動。由于許多供應商缺乏有效的結售匯對沖手段，因此對美元波動的風險感觸極深。當現在提出人民幣結算時，供應商的反饋非常積極，他們極度歡迎這種能規避美元中轉風險的結算方式。”

而從歐洲買家視角看，使用人民幣結算的意義更多在于“定價的穩定性”。葉青青解釋道：“盡管許多歐洲企業具備較強的外匯風險管理意識，會通過遠期工具鎖定歐元兌美元的匯率，但如果中國供應商沒有同步鎖定美元兌人民幣的匯率，供應鏈整體的成本波動風險依然存在。與其讓雙方分別承擔歐元兌美元、美元兌人民幣的雙重匯兌損益，不如直接實現‘歐元對人民幣’或‘英鎊對人民幣’的一步到位。”

葉青青表示，目前，越來越多的客戶對此持有開放態度并開始嘗試。由于客戶通常對接多家供應商，結算幣種的切換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人民幣結算確實已深度滲透進傳統貿易的日常實操中。

構建全球化防御體系

在多幣種結算時代，傳統的剛性鎖匯方案已難以滿足出海企業的多樣化需求。葉青青也觀察到，傳統遠期合約常面臨靈活性不足的痛點，許多國內中小企業反饋，一旦遠期合同到期，若海外客戶因故延遲付款，企業往往需要從他處拆借資金來履行或展期合約，成本極高。

她表示，為此，中小型企業可以采取“靈活期限外匯遠期”方案。不同于在特定日期交割的標準化合約，該方案提供一個時間窗口（如6個月至1年），企業可以在此窗口內根據資金到賬情況靈活選擇行權時間。這使得實時匯率與遠期匯率可以配合使用，賦予了企業極大的操作彈性。至于期權等復雜的衍生產品，通常需要企業具備更高的風險承受能力和金融素養。

此外，構建全球化的本幣收款體系也成為中型企業的主流選擇。葉青青稱，這種策略通過在歐洲等地開立本地賬戶，不僅能實現一定的自然對沖，還能通過多元化資產分散單一幣種貶值的風險。

根據商務部數據，2025年，我國企業在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非金融類直接投資2833.6億元人民幣，比上年增長18%（以美元計為396.7億美元，增長17.6%）。這使得當地小眾幣種的風險對沖成為剛需。據新華社，2025年6月，CIPS與標準銀行、非洲進出口銀行、阿布扎比第一銀行、大華銀行等6家外資機構正式簽署合作協議。

針對中企出海新興市場面臨的利潤匯回問題，葉青青建議利用專業的金融服務機構尋求合規路徑。例如，在巴西和墨西哥收取的本幣雷亞爾或比索，可以通過合規渠道兌換為離岸人民幣回流。在基礎設施不完善的非洲市場，則可利用迪拜等中轉樞紐的金融網絡，實現利潤的安全撤回。

除了匯率波動，關稅政策的頻繁擾動也是2026年企業必須面對的課題。葉青青觀察到，外貿企業正采取“定價優化”與“供應鏈延伸”雙管齊下的策略。一方面，具備自主品牌的供應商通過直接調價將關稅成本向終端分銷商轉移；另一方面，企業正加速從單純的銷售出海轉向“產能出海”。

“我們觀察到，中資企業在歐洲的布局正從早期在德、荷設立銷售總部，轉向在東歐（如匈牙利、波蘭）及南歐（如葡萄牙、西班牙）設立生產基地。”葉青青表示，通過綠地投資或跨境并購實現產能本土化，已成為中企規避貿易壁壘、降低跨境風險的長期戰略選擇。面對日益復雜的非主流貨幣風險及財稅政策，專業化金融機構正成為中資企業出海征途中的重要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