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以下簡稱《解釋（二）》］。在既有法律法規的基礎之上，《解釋（二）》進一步明確了單位受賄罪、單位行賄罪等定罪量刑標準，還明確了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等罪行的定罪量刑標準。

《解釋（二）》在醫療行業也引發了巨大反響。以給回扣、好處費為代表的“帶金銷售”在醫療領域長期存在，雖廣受詬病但難以禁絕，如今《解釋（二）》將入刑標準精準量化，消除了模糊地帶，過去“內部整改”“行政處罰”就“了事”的行賄行為，如今可能要承擔刑事責任。比如個人向醫療單位行賄數額在10萬元以上不滿20萬元，企業向醫療單位行賄數額在20萬元以上不滿40萬元，具有規定情形之一的，就應當以對單位行賄罪追究刑事責任。標準越明確，震懾效力就越強，沒有僥幸空間，自然不會滋生僥幸心理，行賄的念頭也就難以產生。

“帶金銷售”的另一個治理難點是責任的認定。醫療企業將責任推給醫藥代表、企業主將責任推給企業等情況都存在，真正的受益者或主導者反倒可能免于懲處。《解釋（二）》中列明：如有“單位集體決定、違法所得歸單位所有，單位實際控制人或者主管人員決定、違法所得歸單位所有”這兩種情形，以單位行賄罪定罪處罰。也就是說，如果單位從行賄行為中獲益，就應當被追究行賄責任，具體由何人實施行賄并非關鍵要件。

《解釋（二）》還列明：個人財產和單位財產高度混同，單位通過行賄獲得不正當利益實際歸個人所有的，以行賄罪定罪處罰。企業主意圖利用公司作為“防火墻”，將責任全部推給企業的做法也行不通了。

長期以來，部分藥企陷入“重營銷、輕研發”的路徑依賴，將大量資金投入回扣、研討會等灰色支出，研發投入占比較低，導致產品同質化嚴重，只能在低水平賽道惡性競爭。而對那些規范經營、潛心于研發的企業，不遵守行業潛規則的代價就是新產品難以打開市場，后續巨額研發支出也沒有保證，創新能力及意愿大打折扣。

如今，“帶金銷售”的灰色路徑被重重堵截，醫藥企業的競爭將回歸行業本質，即核心技術與產品實力的較量。

歸根結底，創新才是藥企實現市場破局的“良方”——當所有企業都無法通過銷售環節作弊，那些能真正解決患者痛點、提升醫療效果的產品，無需依賴“帶金銷售”，就能獲得市場認可、打開銷路，此時企業的策略也將從“花錢買市場”，集體轉向“創新贏市場”。

近年來，圍繞醫療產品價格相關的改革措施集中落地，醫藥集采、“兩票制”、醫保直接結算、醫藥代表“備案制”、醫藥招采信用評價等舉措，大幅壓縮了“帶金銷售”的生存空間。如今，《解釋（二）》在司法環節又給“帶金銷售”加了一把鎖。那些產品本身缺乏足夠競爭力，卻依靠“高定價+回扣推廣”模式實現規模擴張的企業，再難有生存空間。

流通環節更透明，醫藥產品價格也就更合理，無論是醫保體系、患者還是醫藥企業，都將受益于一個更有效的醫藥市場。這才是“最嚴反腐新規”的真正價值。